“竹林七贤，阮嵇为先”可以说阮籍和嵇康是竹林七贤的领袖，也是最具魏晋风骨的两个人。
徐公持先生的《阮籍与嵇康》就是一部关于这对“魏晋双擘”的双人评传。
①放浪形骸
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，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的第二个儿子出生，这个孩子就是阮籍。
少年时的阮籍颇有壮志，曾登广武城，发出“时无英雄，遂使竖子成名”的慨叹。
阮籍说这话的时候，眼前可是楚汉相争的古战场。字面上看像是在说刘邦项羽“竖子成名”，但结合阮籍所处的时代来看，阮籍想说的“竖子成名”恐怕还是司马氏父子。
尤其是高平陵事件后，司马氏父子把持朝政，残酷屠杀异己，实行高压统治。阮籍在这种情况下，陷入了矛盾与挣扎之中。一方面，他对时事政治表态谨慎，口不臧否人物；另一方面，他又对司马氏集团的礼法之士极为蔑视，在生活方式上放浪形骸，嗜酒成癖。
阮籍不喜欢那些虚伪的官场之人，却又无法完全脱离这个世界。有一次，阮籍听说有个地方的酒特别好喝，便兴冲冲地赶去。到了那儿，他就在酒馆里尽情畅饮，醉卧在地也毫不在意。周围的人对他指指点点，可他却不以为然，继续沉浸在自己的酒世界里。
阮籍还常常驾着马车四处游荡，没有目的地。当马车走到路的尽头时，他便放声大哭，仿佛在哭诉这个时代的悲哀。他的哭声在旷野中回荡，让人心生怜悯。
在官场中，阮籍也有自己的无奈之举。太尉蒋济几次征辟，阮籍态度倒是恭敬，可实际行动却是拒绝。实在无奈去担任官职，他也是三天两头装病，大家心照不宣，也不难为他了。
可阮籍虽然行为狂放，在政治上却几乎完全规避与“朝廷有法”的碰撞，甚至展现出某种服从性。他做过司马懿、司马师的从事中郎，还代笔写过劝进书。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，实则是他在黑暗政治环境下的无奈选择。他以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表达对现实的不满，却又不得不为求生存而做出一定妥协。
这种内在的妥协，也体现在阮籍对儿子的教育中。
《世说新语・任诞》中记载：
阮浑长成，风气韵度似父，亦欲作达。步兵曰：“仲容已预之，卿不得复尔！”
说的是阮籍的儿子阮浑，长大成人后，风度气质与父亲阮籍相似，也想效仿父亲的放达。
但阮籍看到儿子这样，却开启了双标模式。非常严肃地对阮浑说，阮咸（字仲容，阮籍的侄子竹林七贤之一）已经这样做了，你不能再这样。意思就是不希望儿子学他的行为作风。
阮籍之所以“双标”，是因为他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有争议的。当时竹林诸贤之风雅虽高，但礼教尚峻，世俗的舆论压力较大。而且他自己在魏晋之交的乱世中，以这种放诞不羁的行为来躲避政治风险、表达内心的痛苦与无奈，但他深知这种方式并非长久之计，也不希望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，所以才会这样教育儿子。
这一点鲁迅先生看得更透，在他的名篇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中有一段话，一语中的，直接击中阮籍内心“崇礼”与外在“反礼”之间的矛盾。
“例如嵇阮的罪名，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。但据我个人的意见，这判断是错的。魏晋时代，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，而实在是毁坏礼教，不信礼教的。表面上毁坏礼教者，实则倒是承认礼教，太相信礼教。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，是用以自利，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，如曹操杀孔融，司马懿（鲁迅笔误应为司马昭）杀嵇康，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，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，不过将这个名义，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。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，亵渎了礼教，不平之极，无计可施，激而变成不谈礼教，不信礼教，甚至于反对礼教。但其实不过是态度，至于他们的本心，恐怕倒是相信礼教，当作宝贝，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。”
阮籍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《咏怀八十二首》等作品中。他的诗风悲愤哀怨，隐晦曲折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。
其作品的思想内涵源于他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生的思考，通过比兴、寄托、象征等手法，表达了在政治恐怖下的忧郁而苦闷的情感。
阮籍的诗歌对后世的影响深远，为后世诗人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和情感寄托。
②广陵绝响
跟阮籍相比，嵇康的人生更是一出悲剧。
嵇康比阮籍小14岁，生于黄初五年（224年），他的家世不如阮籍显赫，但他与曹魏的关系比阮籍还要密切。
嵇康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聪慧与灵秀，成年后更是仪表堂堂，气质出尘。沛穆王曹林很喜欢他，将女儿许配给嵇康。曹林是曹操的第十个儿子，所以嵇康也成了曹魏的“贵戚”，曾在曹魏担任中散大夫。
也有一种说法认为“嵇康妻，林子之女也”，这样嵇康就成了曹林的孙女婿。但徐公持先生认为，从年龄来看，应该是曹林的女婿可能性更大。
不过到底是第三代还是第二代，并不是决定的问题。不论哪一代，既然跟曹家有姻亲，嵇康的政治属性已经跟阮籍完全不同了。
当时的曹魏政权，是曹爽和司马昭两大阵营的对抗。嵇康两边都看不上，他对官场的污浊与虚伪深恶痛绝。当权贵向他抛出橄榄枝，邀请他入朝为官时，他毅然决然地拒绝了。
在嵇康看来，官场的尔虞我诈与他所追求的自由洒脱背道而驰。他宁愿在自己的简陋居所中，与挚友们把酒言欢、弹琴赋诗，享受着内心的宁静与自在。
嵇康还有一项特殊的爱好——打铁。他会在庭院中燃起熊熊炉火，袒露着上身，挥舞着铁锤，专注地敲打着铁块。那有力的动作、专注的神情，仿佛一位艺术家在雕琢着自己的杰作。他的打铁之举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，人们纷纷前来围观，而他却丝毫不为所动，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世界里。
与阮籍的谨慎不同，嵇康性格刚正嫉恶，轻肆直言，遇事便发。他对丑恶现象往往加以愤激的斥责，与世俗社会完全对立起来。
当时钟繇的儿子钟会攀附司马兄弟，深受司马师兄弟信任，被委任司隶校尉等要职。因为钟繇是曹丕时候的太傅，钟会这样做显得有些卖主求荣，所以嵇康特别看不起他。
但钟会对嵇康一直有所仰慕，于是特意上门拜访。当时嵇康正在和向秀于大树下打铁，听到钟会来了，嵇康可能出于对他的厌烦，也可能是专注于打铁，就没有立刻搭理钟会，而是继续专心打铁，把钟会晾在一边。
钟会也不肯放下架子，主动上前致意，这种僵持局面持续良久，钟会下不来台，又恨又恼，最后只得离开。临走时，嵇康终于平静而高傲地说:“何所闻而来?何所见而去?”钟会激动而愠怒地回答:“闻所闻而来，见所见而去!”
这件事给钟会的刺激很大，从此憋着要报复嵇康。
之后嵇康的好友吕安出事，让钟会抓到了把柄。
当时吕安的妻子徐氏被其兄长吕巽毁了清白。嵇康出于与吕安、吕巽二人的交情，出面调解。然而吕巽却恶人先告状，反倒诬陷吕安殴打母亲犯了不孝的重罪，并说是徐氏主动勾引自己。
吕安愤恨不已，写信给嵇康诉说冤屈，嵇康知道此事后十分愤怒，出面为吕安做证，不料也被关入狱中。
钟会趁机向司马昭进言，说嵇康这个人具有相当强的政治影响力，是曹魏的坚定支持者，可能会对司马氏夺取天下的计划产生威胁，劝司马昭当趁此机会将嵇康铲除。司马昭本就对嵇康拒绝出仕，以及写下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一事心怀不满，再加上钟会的谗言，于是下令判处嵇康、吕安死刑。
消息传出后，三千名太学生联名为嵇康请命，请求让他去太学执教，但这些努力并没有改变嵇康的命运。
临刑之际，他面无惧色，从容地弹奏起那首著名的《广陵散》。激昂的旋律在空气中回荡，在场的人无不被这震撼人心的音乐所打动。
曲终，嵇康长叹一声：“《广陵散》从此绝矣！”随后，他慷慨赴死，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。随后被处死在洛阳东市，时年四十岁。
嵇康的一生虽然短暂，但他的精神与故事在历史的天空中熠熠生辉。
嵇康的文学创作主要包括诗歌和散文，以四言成就较高，诗现存五十余首。他的音乐理论著作《琴赋》《声无哀乐论》也展现了他的卓越才华。嵇康的作品充满了对自然和自由的向往，主张声音的本质是“和”，合于天地是音乐的最高境界。
他的散文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据，表明自己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，颇负盛名。嵇康的文学成就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③阮籍与嵇康
《阮籍与嵇康》的作者徐公持，生于1940年，在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组工作。多年深耕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领域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。
这本书，通过对阮籍和嵇康这两位魏晋名士的深入剖析，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独特风貌和思想内涵，成为研究魏晋文学的重要著作之一。
徐公持从政治环境角度展现了两位名士的独特人生轨迹。在那个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”的特定岁月，阮籍与嵇康知识渊博、才华出众，却深陷政治漩涡。
就如鲁迅先生所说：
“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；阮籍不同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，所以结局也不同。”
阮籍性格谨慎，少言寡语，不涉是非。他在面对司马氏集团的高压统治时，采取了迂回的方式来自保。虽然内心对司马氏不满，但他不敢明确表示反对，而是通过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苦闷。这种性格特点使他在乱世中得以善终，但他的内心却十分痛苦。
嵇康性格刚直，疾恶如仇。他对司马氏的篡政行为不能忍也不会忍，以入世的心情而出世，做不了真隐士。他用两篇“绝交书”决定了自己的命运，最终身首异处。然而，他至死泰然，展现了非凡的气节。嵇康的刚直性格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，但他的精神却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。
徐公持提出的“白眼传统”与“广陵传统”，是走进阮籍和嵇康世界的两把钥匙。
“白眼传统”由阮籍首创，被历代文人沿用。
《晋书・阮籍传》中，史家专门描写了阮籍对礼俗之士翻白眼，对高洁之士青眼相待，青白眼的典故流传千古。他对礼法之士极尽嘲讽，用词刻薄恶毒，在《猕猴赋》里将其比作“人面而兽身”的猕猴，还取了众多刻薄的名字。
可阮籍虽然行为狂放，在政治上却几乎完全规避与“朝廷有法”的碰撞，甚至展现出某种服从性，毕竟他还代笔写过劝进书。
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，实则是他在黑暗政治环境下的无奈选择。他以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表达对现实的不满，却又不得不为求生存而做出一定妥协。
“广陵传统”则代表了嵇康与政治的激烈碰撞。
嵇康曾经介入毌丘俭起兵，行动上反对司马家的“朝廷有法”，被视为严重的潜在危险。他写的《太师箴》《管蔡论》，矛头直指典午司马家。
嵇康性格刚肠嫉恶，“轻肆直言，遇事便发”。对礼法之士，他虽态度比较客气，不与之正面冲突，但他的鲜明态度仍让司马家深感不安。
最终，在吕安事件中，钟会趁机进言陷害，嵇康引首就戮。
徐公持通过对这两种传统的深入分析，让我们看到了阮籍与嵇康在面对时代黑暗时的不同反应和命运走向。他们一个翻着白眼，挑战的是“人伦有礼”的礼法之士，忍辱偷生；一个挑战的是“朝廷有法”的司马王朝，最终慷慨赴死。
无论绝响还是延续，都已汇入中国的精神传统之中，直至今日。
魏晋时期，政治动荡，社会混乱，司马氏篡权，士人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选择。《阮籍与嵇康》一书围绕魏晋双擘的蹭蹬人生，以及他们留下的文学遗产，展现了乱世对个人的碾压，以及个人与时代的抗衡。
阮籍与嵇康的故事，是他们自己无可奈何的人生选择，也是那个时代士人的挣扎与坚守。
来源：潇湘书社
